0次浏览 发布时间：2025-04-20 15:35:00
岭南文化新讲“从西南到岭南：苏轼的自我完成之路”近日在广州楠枫书院举办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才智表示，苏轼在岭南从“仕宦之我”蜕变为“天地之我”。
苏轼的自我完成之旅
苏轼的一生，陈才智概括为“一部在困境中完成精神涅槃的生命史诗”。绍圣元年(1094)，苏轼因党争被贬岭南。陈才智认为，在岭南，苏轼褪去庙堂的桎梏，触摸到更广阔的生命本质，实现了精神涅槃。
对谈嘉宾、文史学者罗韬先生表示，岭南人对苏东坡有着特殊的感情。“惠能被人叫作‘岭南獦獠’，张九龄自称‘岭海孤贱’，但苏东坡来了之后说‘不辞长作岭南人’——在苏东坡眼里，岭南人是‘人’了！他也愿意做一个岭南人啊！所以，有了苏东坡，广东的天空顿时亮了。”
初至岭南，苏轼面对的是“不得签书公事”的禁锢与湿热瘴气的煎熬，但他很快在烟火日常中寻得生机。苏轼不仅寄情山水，更以行动造福一方百姓，包括修建水磨、建桥筑堤、施医散药、推广农具、兴办学堂等。
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“岭南万户皆春色，会有幽人客寓公。”……被贬惠州后，苏轼写下了多首关于岭南的诗词，对当地的文化和民风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陈才智表示，荔枝在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中带有负面意味，到了苏轼那里却成了他的自我救赎之物。苏轼眼中的景观，也从“岷峨”的蜀山蜀水，转换为“岭海”的大山大水。从《试笔自书》中可以看到，苏轼已经把个人放置到“天地”的尺度。
从西南到岭南，苏轼的脚步越走越远，与此同时，他通过地理上的跨越实现了哲学上的跨越。他在放逐路上书写了“竹杖芒鞋轻胜马”的豪迈，在天涯海角绽放了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智慧。
陈才智认为，苏轼在岭南，通过千载未朽的文章完成自己最后的功业，岭南文化也同样滋养了他，培育出了崭新的“东坡气质”。
“苏轼的自我完成之路，既非对命运的妥协，亦非消极避世的超脱，而是在儒家济世情怀、道家自然哲思与佛家空性智慧的碰撞与融汇中，锻造出‘人间至味是清欢’的生命境界。”陈才智说。
经历困境之后的旷达与圆融
陈才智指出，贬谪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必修课，但苏轼和他的前代人、同代人又不一样。苏轼、黄庭坚属于同代人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亦师亦友，也更具可比性。被贬谪意味着不顺，而对待人生的不顺，每个人需要面对的问题是：如何调适自己？其目的在于将不顺转化为顺，然后往前走。
在陈才智看来，白居易、刘禹锡属于调适得好的例子，两人都活到75岁；柳宗元则属于调适得不够好的。而黄庭坚处于白、刘和柳宗元之间，要论旷达、圆融，黄庭坚确实远不如苏轼。
单从饮食观来看，苏轼就抱着十分开放的态度。在儋州他大吃肥美的蚝，认为“食之甚美，未始有也”。为此，他还叮嘱儿子苏过要保密，别往外宣扬，“恐北方君子闻之，争欲为东坡所为，求谪海南，分我此美也”。陈才智认为，苏轼的这一“吃货”本性，其实也是一种“博观约取”，是理解苏轼的新路径。
罗韬进一步阐释了他所理解的“旷达”：在东方文化中，“旷达”不仅指向人的性格，更是一种宗教性的、超越的人生境界，这一点，苏轼做到了。
“所谓旷达，就是一种超越，就是在此岸之中得到一种彼岸性的解脱和自我的解放，以及得到一种自由的境界。我觉得，就是因为旷达，苏轼可以面对贫穷与富贵、得意与失意、凡和圣，最终面对生和死。达到‘我心光明’的澄明之境。”罗韬说。
在罗韬看来，苏轼这种经历了人生困境之后的领悟，是我们中国人乃至东方人最高的智慧、最高的精神境界。陈才智也表示，东坡精神超越时空，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启示意义。
文｜记者 孙磊 通讯员 桃子酱图｜主办方供图